编者按：克里斯汀·迪奥（1905－1957）是二战后开创一代新风的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香水和化妆品制造商。《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Dior）是法国女作家玛丽－法兰西·波希娜于近年推出的一部传记力作。该书介绍了迪奥的一生，侧重介绍了他作为时装设计师的奋斗历程。这里选载的是该书的第8章开首部分。
1947年2月12日像当时无数个日子一样，好像很难见到光明。除了几个行人和偶尔开过的一辆汽车外，街上空荡荡的，这在今天的巴黎是难得见到的景象。汽油短缺，煤炭短缺，一切东西都短缺。那天早晨，收音机里的广播说每天的面包配给量从350克降到200克。气温也像人们的心情一样，突然跌落到零度以下——确切地说，是?6°C，只是比上一周的?13°C稍稍好一点。时值上午十点，但寒冷的天气并没能阻止一群特殊的人冒冷前行。他们组成了一道不同寻常的风景线——在蒙田大街30号入口处的灰色布篷下，大约有一百来人不停地顿着脚取暖。女的都穿着貂皮大衣，男的都衣冠整洁。从他们在人行便道上高声谈论的情景来看，很明显，他们相互之间都认识。大家好像在开始数时间了。尽管每人手里都拿着请柬向那位穿着灰色长大衣的门卫挥舞个不停，但还是很难再往前进一步。门卫拖长声音喊叫道：“请注意，一次只能进三个。”有些妇女开始变得不耐烦了。作为新闻记者，她们从来没有这样被迫等待过，她们的时间很珍贵。不就是为了看几件衣服吗？她们在前两周时间里刚看过好几次服装展。
在这混乱的人群中，没有谁注意到一群工人逆着人流悄悄从巷子里走到外面的街头上。他们是地毯装饰工，刚刚忙了一晚上，把一切准备就绪。另外还有一群花匠，他们从凌晨开始就一直站在那儿忙着。此刻最华丽的花束装饰着入口处的大厅和楼道间，然后一直通向那巨型珍珠般的灰白色展厅。看得真让人眼花缭乱——在一个需要排队领取食品和人们冷得快要死去的城市里，这一切未免显得很不合适宜。毕竟，在上个星期里，就有工人死于肺炎，而且由于水路封冻，城里已经没有一块煤炭了。
克里斯汀·迪奥站在屋里的楼梯上，他刚监督工人们把一些巨型棕榈树在入口处大厅里摆放好之后，又拖着身子走到壁炉架边，检查镜子上面那些用来作装饰的椭圆形巨大花环。效果恰到好处，非常迷人。他周围还是一片紧张忙乱。哈里逊·艾略特手里拿着单子，正在检查贴在椅子上的那些座位签。“艾琳娜·拉扎雷夫……对。苏珊·特莱恩？我不是已安排她坐在专为《时尚》杂志准备的沙发上了吗？”迪奥没有注意到这位美国年轻人的窘境。他正对着那些蓝色的高高的飞燕花、粉红色的碗豆花和他的幸运之花欧铃兰陷入了一片沉思。他摘下一小枝芳香的花朵别在自己的扣眼上。那位很受赏识的花匠拉可姆代表迪奥的意思在头天晚上也给马塞尔·布萨克送去了一大堆花。在过去几个月的准备过程中，布萨克一直被蒙在鼓里，现在，他那位被保护人期待已久的事情让他着实吃了一惊。在从办公地点回到他在诺伊利的家时，他发现迎接他的是摆放在前厅的一组灿烂的黑白色兰花。这真是考虑周详，因为布萨克特别喜爱兰花，他在香提利的一间温室里就种有这种花。布萨克匆忙赶到他妻子的住处，禁不住叫道，“不要担心明天。世界上没有一个花匠能够创造出我刚才看到的那些美丽的花束。我敢肯定，明天会有一次巨大的成功！”
现在再回到蒙田大街来看看，那些漂亮的女士们仍然站在那儿不断地跳着、跺着，好让脚暖和一点。她们的牢骚声越来越大了。为了加强费丁南的守卫力量，身材高大的雅克·鲁埃前来相助，这样，拥挤的人群才开始安静下来。人们为了分心解闷，开始七嘴八舌地闲聊起来。“你知道，这全是布萨克出的钱。”“是的，据说他投入了六千万。”“我听说比这还多。有人说迪奥得了十亿！布萨克一定是疯了……唉，我认为他是一不做，二不休。”人群中有人表示异议：三百万人民已走出去罢工了，其中在巴黎就有25万，垃圾清扫工也走上街头了，已不得不派军队来干涉了。“我刚从伦敦回来，我告诉你，那儿比巴黎还糟。人们冷得冻起来了！就像西伯利亚一样，商店里没有一样东西。还有一点不要忘记，他们再也没法依赖印度了。”
突然，人群开始涌动了，政治话题被搁到一边。人们是被一种巨大的推力朝着入口处慢慢推移过去的，最后，大家跨过门槛都进去了。天哪！入口处大厅里的那些鲜花真让人陶醉不已！随着一字儿排开的年轻漂亮的姑娘们从一间挂着大花帘布的小屋子里走出来，阵阵芳香朝着客人们飘来，那是崭新的“MissDior”牌香水。
看到人们如此激动，迪奥不禁感到镇定一些。但突然一下子，他觉得发冷，他的手指紧紧抓住他衣袋里的一块小木头。地毯已经铺好了，工人们的嘈杂声听不见了。德拉哈耶夫人——他那位算卦者——当时说了句什么？“当第一位客人进来的时候，就一锤定音了。”他周围的嗡嗡声逐渐增强，而他却感到莫名的轻松。他把自己交给了命运。
苏珊娜·卢林后来曾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
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有新闻记者在场的新的时装展览会，很难想像那种场景是什么样的。那是一次最后的服装排练，一次茶话会，一次斗牛表演。在喋喋不休的交谈声中，你想找到你的座位，你的眼睛得留心一张上面有你名字的小卡片。你同左边的人、右边的人、中间的人不停地打招呼、握手，你朝屋子对面的某个人使劲地挥手，你要站起来才有机会发言。人人都很激动，在寻找自己座位的时候都免不了有些轻微的磕碰。总有人在抱怨找不到自己的座位，有些人干脆就坐在楼梯上（因为展厅里太拥挤了），整个屋子里香气四溢，人声鼎沸……不过，也很严肃庄重。居然还能严肃庄重！是的，除了某些冒失鬼老是踩着别人的脚以外，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前段时间看过至少不下五六次的展览。他们是最终的裁判，他们手里拿着铅笔，一副沉着冷静的样子。将对每一个步骤和细节做出赞成或不赞成的评判。他们就像斗牛场边的观众，热血沸腾，红光满面，而双腿却早已麻木，他们用一种特殊的行话议论着面前的表演。他们可以做笔记，但不可以画图或拍照。在这里照相就像在炼油厂吸烟一样，是绝对危险，也是绝对禁止的。因为一次时装展览就像一次伟大的意外发现，一旦真的成功了，将有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价值。任何泄密的人将会受到法律的严厉追究。
突然，好像有一种默契似的，屋子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在第一位模特儿即将出场之前，主持人手里拿着一张纸，站在T型舞台的出入口边。此时是十点半。迪奥还未露面，他躲在帷幕的后边。
“第一号！”
穿着第一套衣服出场的是玛丽·特莱丝，但她由于过度紧张，在转身时出了一点错。她是含着泪水退场的，因而不能够再出场。不过不要紧。观众注意到的只是她停步时摆动的姿势以及她那条带褶边裙子抖开时扇起烟灰的情景。另一套衣服随着同样的节奏出现了，然后是一套又一套地相继而来。那些飘舞的裙子都用了二十码长的纤维织品，帽子是斜尖形的，手上戴有手套。这种美妙的摆动着的东西绝不是幻影，而是实实在在的女性身体——面对被她挑逗起来的观众，她若无其事地、落落大方地在那上面肆意挥洒，既有肉欲上的刺激，又有情感上的拨动。更重要的是，她这么做，表现出一种完全的自信。这是期待已久的巴黎形象的再生，这是一次爆炸性的女装展示，这是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奇妙境界。所展示的90套服装都配有8字形折叠花瓣的装饰性线条，它们给女性身材赋予了一种全新的优美形象，突出并美化了女性身材的自然比例。观众们直看得目瞪口呆，在报以热烈掌声的同时，不禁对自己身上穿的那些剪裁得方方正正的短上衣和直筒短裙的镶边折缝感到难受。克里斯汀·迪奥站在幕后也情不自禁地举起双手鼓掌。观众的喝彩声不绝于耳。
卡美尔·斯诺和贝蒂娜·巴拉德——时装新闻界两位最有资历的女性——也被深深吸引住了。这是她俩绝没有预料到的。“我们欣赏了一次以前在妇女时装店从未看到过的精彩的戏剧性表演，”贝蒂娜·巴拉德曾这样写道，“我们看到了时装界的一次革命，而且还看到了时装表演上的一次革命。”打从卡美尔·斯诺前一天发电文说“要给克里斯汀·迪奥留下足够的篇幅”起，总部设在纽约的《哈珀氏杂谈》就一直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之中。斯诺是第一个报道迪奥的人：
亲爱的克里斯汀，这真是一场革命。你设计的衣服有一种全新的面貌。你知道，它们真是棒极了。
早在她在大西洋那一边发表她的著名论断以前，一位在她办公室外边的街道上等着的信使就曾经得到一张她扔给他的纸条，消息于当天就传到了美国。由于法国新闻界一直罢工了一个月，因此，首先报道这一事件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新闻界。连贝蒂娜·巴拉德也曾经热情洋溢地吐露出这样的话：
魔法……这是大家现在想从巴黎得到的东西。从来没有哪一个时刻像现在这样需要妇女时装界出现一位拿破仑、一位亚历山大大帝、一位凯撒。巴黎的时装正等着有人去征服她，去给她指明方向。从来没有哪一次征服比克里斯汀·迪奥在1947年的那一次更容易、更全面的了。
卡美尔·斯诺曾说：“迪奥挽救了巴黎，就像马恩河战役当时挽救了巴黎一样。”这充分反映出她的爱国之心（她有个很有名的绰号，叫“法国卫士”）。那些不相信她的话，在看服装展之前去了勒阿弗尔的美国买主们，马不停蹄地匆匆赶往法国。
克里斯汀·迪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被人簇拥着走进主展厅，接受人们的致意。他的脸上很快盖满了口红印。他曾写道，“我一生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喜事，都没有那个时刻那么感到幸福过。”
尽管“新面貌”这个词是一个外国词，它还是挺法国化的。它无处不在，即使住在拉丁区的那批文人艺术家也对它很有兴趣。格雷柯小姐经常很从容地离开左岸，前去蒙田大街逛逛商店（在当时买一套时装要花差不多12万法郎，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迪奥对她的光顾十分欣赏，大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她有一种罕见的才能，她在我这儿可以找到适合她独特风格的东西。这种新的时装的的确确属于青年和未来。”
然而，究竟为什么年轻人会对迪奥怀有如此的热情？这与“新面貌”有何种关系？当然，并不是那些衣服本身——在一个被罢工搞得快要瘫痪的国家，在一个因为政府种种危机而摇摇欲坠的国家，在一个好像命中注定永远看不到光明的国家，炫耀这些华丽的东西毕竟需要极大的勇气。这种新时装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作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人们普遍渴望变化，人们有必要忘掉空空的肚腹、倒塌的住房和普遍的沉闷心情。这是四千万法国人民的渴望，他们要回到一种正常的、幸福的、健康的、浪漫的生活中去。
要想扭转乾坤，有时候只需一个简单的充满豪情的手势就行。比如，巴黎解放后的那一天，戴高乐将军一声令下，庆祝胜利的人们一直从星形广场游行到巴黎圣母院。那是一次声势浩荡的壮举，就那么一下子，法国人民心中的爱国热情就被重新激发起来了。迪奥好像无意之中也触发了一次类似的火花。“新面貌”有一种愿望在后面支撑着，那种愿望就是要人们昂起头，挺起胸，不要再冷漠，不要再厌倦，不要再牢骚满腹。这绝不是那些投机者和黑市商人的那种想迅速发财的粗俗的愿望，也不是那些玩世不恭的、穿戴得珠光宝气、开着敞篷汽车的新富们所具备的东西。
正如作家弗朗索瓦兹·吉鲁德（他后来成为法国的文化部长）曾经写到的，“每一种时装死去，都是因为它不再让人着迷。而每一种时装诞生，都是因为它怀有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新的欲望使一个社会表面上的微弱之光大放异彩。”但是，以前从来没有一种时装会引起一场如此激烈、甚至如此愤怒的论战。新闻短片里播放了一些令人吃惊的镜头：巴黎街上的女人们竟互相撕破对方的衣服。在勒皮克大街发生了一起有名的事件，一帮穿着破旧衣服的家庭主妇看到一群穿着迪奥新时装的女士时，竟变得怒不可遏，冲上前去撕扯她们的紧身胸衣，把她们的新时装撕成了破布条，让她们半裸着身子。这是长裙和花式衣服对短裙和男式短上衣的一场斗争，这是优美的脚踝和时髦的矮圆桶形女帽对楔形鞋跟和菜花式女帽的一场斗争；这是蒙田大街对巴黎跳蚤市场的一场斗争。
迪奥选择花纹作为基本主题，但他命名为“花冠”的那些套装很快就换上了“新面貌”这一名称，这是连他自己都未曾预料到的。他本来只是根据自己的直觉，力图重新找回一种被遗弃的美的形象。如果时装的作用可以创造出一个奇妙的世界来，那么，在现实令人沮丧、未来让人捉摸不定的情况下，除了回到过去，还能到哪里去呢？他的每一步行动本来都没有什么真正意图，但是，引发出这样一场革命，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想法充分地表达出来。他身上所具备的设计妇女时装的真正才华已把他深深地带入过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找对了路子；热情地回到另一种理想上去，才能产生真正的影响力。“通常情况下，时装是随着每一次展览的举行而向前发展一步的。而迪奥的才华在于他向前跳了三步。他觉得他有必要走极端。”这是苏珊·特莱因的说法。其结果是“他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充满女性味的新概念。”在普遍没有女性味的气氛里，要点燃一个女人的梦想，还需要去做些什么呢？迪奥魔幻般地成功预示出一个女人的欲望，给了她一种表现欲望的手段，并告诉她大胆往前走，继续去梦想吧，这没有错。他迅速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此；在一个缺乏形象的世界里，“新面貌”就像一种奇迹般的馈赠。克里斯汀·迪奥通过重新抓住想像力的缰绳，在沙漠中为自己开辟了一片绿洲，这是其他任何服装设计师都无法相比的。
每一代从黑暗时期生活过来的人都记得他们最终走出来时的那个日子。对于二战时期的那一代人来说，“新面貌”就是对幸福的重新发现，因而他们很自然地拥抱它的到来。这对迪奥来说足够了，他曾写道：
我坚持要用“幸福”这个词。我相信阿尔封斯·都德曾经这样写道，他希望能感觉到他的作品使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在我自己这一狭小领域里，我也在追求着这一梦想。我的第一批服装取的名称是“爱”、“温柔”、“花冠”和“幸福”。女人们必须从根本上明白，我要让她们不仅更漂亮，而且更幸福。她们用惠顾来报答我。
对于自己取得的成功，他是这样分析的：
要我来分析与我的责任有关的这一社会时尚，我必须说，最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艺术回归，那种艺术就是如何让人愉悦的艺术……被人们热情地视为一种新风格的东西只不过真实地、自然地表达了我想看到的那种时尚。真是很碰巧，我个人的倾向与时代大众的心情刚好吻合一致，因而成了一种很时尚的东西……这就好像欧洲已厌倦了扔炸弹，而现在想放几颗鞭炮一样……迪奥公司的诞生得利于当时那种乐观主义形势和向一种文明幸福的理想的回归趋势。
（选自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的《克里斯汀·迪奥》）
著名的“酒吧”套装，是“新面貌”的精华（1947年2月12日）
热内·格鲁奥于1949年为“MissDior”牌香水作的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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